北京晚报·五色土：四大名著说法何时现？最初书目啥样？

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郭苑洁

说起中国的“四大名著”，哪怕是小朋友，也能马上滔滔不绝地讲出来，告知你“四大名著”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。然而，“四大名著”这种说法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？“四大名著”一直都是这四部古典小说吗？

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“四大名著”

“四大名著”说法出现

近日翻看近代出版资料才发现，“四大名著”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919年2月14日上海《申报》求古斋书帖社的广告上，然而紧随“四大名著”标题后面的书目却是《廿五史弹词》《随园诗法丛话》《金圣叹、陈眉公才子尺牍》《唐诗白话解》，这与我们如今所了解的“四大名著”完全没有关系。

真正代表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的“四大名著”，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。

从出版领域来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成立，在1952年到1954年期间，它陆续出版了《水浒传（七十回本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之后其他出版社也跟着陆续出版，于是在民众中初步有了“四大名著”的说法 。据统计，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4月，《三国演义》出版了646万册，《水浒传》出版了267万册，《西游记》出版了379万册，《红楼梦》出版了284万册，其体量巨大，对“四大名著”这一说法的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对古典名著出版予以关注，这推动了这四部图书的出版 。关于《水浒传》的出版 ，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曾表示 ：“《水浒》百回本、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 ，三种都要出版 。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。”1971年2月11日，周恩来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，他说，旧小说不能都被当作“四旧”，像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这样的书也能算“四旧”吗？《红楼梦》能算是毒草吗？中学生都能看懂 。因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，即便在“文革”期间出版工作几乎停滞的情况下，这四本书仍能继续与读者见面 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人们对知识有着深切渴望，古典小说因此重新走入普通民众之中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国家恢复了高考，普通民众重新燃起了对知识的热情，这四部古典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。1981年，学者郑国铨出版了《文学理论》，在这本书中他谈到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这四大名著，把纷纭复杂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，学者在其学术著作里使用了“四大名著”这一说法，由此可见他对这一说法是认可的。此后，“四大名著”这一名词频繁出现在各种出版物里，特别是随着同名电视剧的推出，它变得家喻户晓。

19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

文人墨客推崇“四大奇书”

“四大名著”真正指代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其时间不过几十年，然而，“四大名著”所指代的这四本著作，与明清时期的“四大奇书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“四大奇书”能深入人心，和文人墨客的推崇关系紧密。现在我们提及“四大奇书”，通常指明代长篇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以及《金瓶梅》。不过这一说法得到确认，也是在万历后期，也就是《金瓶梅》形成之后的事。天启三年（1623 年），烟霞外史为《韩湘子全传》作序，在将《全传》与其他小说作比较时，提到它“有《三国志》那样的森严”，“有《水浒传》那般的奇变”，“没有《西游记》的谑虐”，“没有《金瓶梅》的亵淫”，还说“若不是龙门兰台的遗文，能这样吗？”虽然这一说法里没有“四大奇书”这个词，不过已经将这四本书放在一块儿谈论了，这表明当时的读书人把这几本书当作小说中的典范，到如今已有整整四百年的时间了。到了明朝崇祯年间，社会上已普遍认可“四大奇书”，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创作于崇祯元年，峥霄主人在《凡例》中写道，这本书关乎政务，涉及章疏，所以它不像《水浒》那样组织事态，不像《西游》那样布置幻景，不像《金瓶梅》那样描写闺情，不像《三国》诸志那样展现机诈 。一些学者觉得峥霄主人既是这本书的评论者，又或许是这本书的作者。这本书的作者是“草莽臣”。由于冯梦龙也曾用“草莽臣”作为自己的号。所以这段话被认定是冯梦龙所说。进而把“四大奇书”书目的确定也归到冯梦龙名下。这就是后世一提到“四大奇书”就必定会谈到冯梦龙的缘由。但到了这个时候，仅仅是大家对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和《金瓶梅》十分推崇，这四本书与“四大奇书”的称号还没有完全匹配上。

进入清朝，顺治年间丁耀亢创作了《续金瓶梅》，他请西湖钓叟为这本书写序文，西湖钓叟说：“如今天下小说众多，却唯独推崇三部奇书，即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、《金瓶梅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《西游》通过阐发内心来向魔证道，《水浒》在盗贼中宣扬侠义并以此为戒，《金瓶梅》在色欲方面展现情感并进行惩戒。这些都是直白地说、夸张地说、毫无保留地说，但其主旨却在隐晦、讽刺、劝止之中。”只那些不知道的人会说怪异，说残暴，说荒淫，认为不符合圣人之道而背叛正道了 ，西湖钓叟觉得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是奇书，却单单不提及《三国演义》 。

此后李渔为清初两衡堂刊本《三国志演义》写序，他沿用了西湖钓叟的“奇书”二字，真正扬起“四大奇书”这面旗帜，他说：“我曾经听闻吴郡冯子犹赞赏称天下有四大奇书，是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以及《金瓶梅》这四种。我也喜欢他的赞赏，觉得很恰当。”然而《水浒》文采虽好，却对世道没有什么关联，而且平庸浅陋之人读了它，不明白作者隐秘的鉴戒深意，大多认为真有其事，借此效仿错误行为，引发邪念，致使心术败坏，这是奇特却对人有害的。《西游》词句虽通顺，只是凭空虚构，人们都知道它荒诞不经，诡谲怪异虚幻，这是奇特却泯灭圣贤治国之心的。至于《金瓶梅》不过是讥讽奢华淫逸。兴盛和衰败没有固定规律，勉强能够淡化人的情欲，只是供人作为谈笑的资料罢了，哪里值得多读呢？至于《三国》这本书，依据陈寿的一部志书，……开头和结尾相互呼应，叙述精确详尽，贯穿连接紧密，条理清晰分明，事情有契合之处却不雷同，主旨依据事实而非虚构。……传记中描摹人物的情事，色彩斑斓，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看。并且文章的行文就像九曲黄河一样，一泻直下，文章的起笔和结尾虽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，但是文章的章法竟然井然有序，几乎就像《史记》中列本纪、世家、列传各自形成段落的情况不相等一样。这就是所说的奇才奇文啊。李渔在此文中对“四大奇书”的提法，得到了不少学者认可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孙楷第（1898 - 1986）在其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的点评里提及，“四大奇书”源自李渔，其言“按：以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西游》为四大奇书，始于李渔（《三国志》序）”，孙楷第并未认可李渔所说的来自冯梦龙这一说法，原因是至今没人找到冯梦龙谈此问题的直接证据。

写诗词歌赋时，文人都乐意署真名，然而写小说或者写小说评论时，很多人用的却是笔名，汤显祖写戏曲都署真名，可写小说却只用笔名，这给后辈之人明确相关文章的作者造成了极大困难，时至今日，也没人知道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什么人 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合订初版本

小说地位于近代迅速提升

李渔之后，人们基本认为“四大奇书”是指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和《金瓶梅》。若有人要力捧新小说，都会将这些作品与“四大奇书”作比较，借此来制造声势。清朝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《在园杂志》卷二中对“四大奇书”进行了评点，该评点得到鲁迅等人认可，如今读来，对我们认识这四本书很有价值。

像《水浒》，是施耐庵所创作的，书中有一百零八个人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传记，他们的性情面貌、装束举止，仿佛有一个人在纸上跳跃。天下最难描绘的是英雄，而各传所写的都是不同类型的英雄。天下更难刻画的是英雄美人，而其中有两三传写的是别样的英雄和别样的美人。这些传记穿插连贯，各自独具匠心，实在是善于写生的高手。……再者说《三国演义》，所谓演义，是原本有其事，在此基础上增添内容并加以铺陈演绎，并非像无中生有那种情况可比的。蜀、吴、魏三分天下，形成鼎足之势，按照年份顺序，虽不能体现《春秋》正统的意义，也不肯效仿陈寿的偏袒徇私。中间叙述曲折，不违背正史，但是桃园结义、战阵回合等情节，没有摆脱野史的套路……因为《西游》是证道之书，丘长春借助讲述金丹奥秘的主旨，以心意不定为根本，而五众对应五行，凭空构建，是虚幻的景象罢了，其中的妙理可以领会却难以用言语表达，所说的语言文字，只是得到了它的表面形式而已。《金瓶梅》堪称奇书，它想要制止淫欲，便以淫来阐述道理，想要破除迷惑，就引导迷惑之人领悟，书中描写家常日用、应酬世务，展现出奸诈贪狡等种种恶行，善恶的果报十分明显，而且其文心细致入微，描写一个人自始至终的口吻都极其相似，读完掩卷沉思，只需说出几句话，就能默默领会是书中的哪个人 。结构铺张，针线缜密，一字不漏，这岂是寻常笔墨能够达到的呢？……这是四书，从文字方面来说，确实是奇观，然而也在于人善于读还是不善于读罢了。不善于读《水浒》的人，会生出狠戾悖逆之心。不善于读《三国》的人，会生出权谋狙诈之心。不善于读《西游》的人，会生出诡怪幻妄之心。想要读《金瓶梅》，首先必须体会认识到前面的序文中所说的内容，即“读这本书而产生怜悯心的人，是菩萨；读这本书而产生效法心的人，是禽兽” 。

鲁迅先生于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言道，明季以来，世人将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《金瓶梅》视作“四大奇书”，它们位居说部之首，到了清乾隆年间，《红楼梦》盛行，于是取代了《三国》的地位，尤其受到文人的称赞。只是普通民众所喜爱的，依旧是《三国》《水浒》 。确实，在清朝《三国》常常遭到贬低，或者被《封神》替代，最终被《红楼梦》夺去了首位的位置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《章氏遗书外编·丙辰札记》中也谈道，《三国演义》七分是实事，三分是虚构，以至于观看的人常常被迷惑，像桃园等事，学士大夫直接当作故事来用。所以演义这类作品，虽然在著述方面没有价值，然而在世俗中流传，人们耳濡目染，实际上对劝善惩恶有益处。但必须做到实事就全都遵循事实，虚构就明确表明是寓言，不能像《三国》那样虚实错杂混淆人的视听。”所以，到了清朝，“四大奇书”指代的书目还是有所变动。

在明清时期，“四大奇书”虽受到诸多文人的推崇，然而它毕竟属于边缘文化，真正进入庙堂是在二十世纪初。胡适于1921年撰写了《白话文学史》，这部作品最终在1928年才得以出版。在该书中谈到，《水浒》《三国》《西游》《金瓶梅》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，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在这几百年来，中国社会中传播最广泛、影响力最大的书籍，不是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不是程、朱语录，也不是韩、柳文章，而是那些“言辞不讲究文采却流传极远”的白话小说。这便是国语文学的历史背景。胡适的选定对这些小说真正被归入文学史经典序列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此外，鲁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情况也是这样，就像鲁迅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的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”，鲁迅先生是第一个给中国小说撰写历史的人。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里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处于核心地位，小说属于不被重视的旁门别类。民国学者们共同推动，小说地位迅速提升，如今其中一些作品已成为中华文学经典 。